11月8日是中国第14个记者节,它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,是全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节日。长期以来,中国记者在记录改革历程、推动社会进步、反映民意、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然而,近年来,接二连三的虚假新闻、有偿新闻、有偿不闻等事件引发了民众对新闻行业公信力的质疑。除此之外,微博、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,让“人人都拥有麦克风”成为现实,也使得职业记者的职业素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今天,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新闻行业中,他们面临着和以往不一样的媒体生态,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外界环境和种种利益的诱惑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记者,又如何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呢?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,原《光明日报》副总编辑翟惠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,诉说了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性和职责,并就“今天我们如何做一名好记者”发表了看法。以下为专访实录:
我的记者生涯从《光明日报》开始
《光明日报》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我说的“生我养我”,是针对我的记者生涯的。因为我真正的记者生活,就是从《光明日报》开始的。我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,但这个小点呢,也许能折射出《光明日报》的辉煌。
我刚到光明日报社时,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什么叫新闻,什么叫消息,什么又是通讯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因为我本身是学理工出身的,还不了解新闻的这些概念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就是当年我和报社科技部的一位老师去河北采访“地下热水的应用”,需要写一条消息。但是我除了“本报讯”三个字以外,根本不知道消息的体例是什么样子的。当时我在宾馆的浴室里写稿子,待了一个多钟头,急了一头汗,还是不知道怎么写。后来在老同志的指导下,我才知道什么是“导语”,后面怎么叙述这件事情,什么叫“肩题”,什么又叫“副题”。
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还有很多这样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事情。但就是这样无数的“可笑”堆砌在一起,才有了之后的“不可笑”,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记者,也就是真正能够顺应时代潮流,担负起时代交付的使命,能够为国家、为群众说话的记者。
说到记者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事情,我可以如数家珍。但是如果要在这些“家珍”之中挑出至珍的宝贝,我想分享以下几件事,希望能给年轻的记者朋友们一点启发。
“全国好新闻”一等奖是怎样炼成的?
1989年初,《光明日报》在一版头条刊发了我的一篇报道,标题为《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——关于国土问题的通讯》。头条的位置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陌生的,是“高山仰止”,可望不可及的。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一版头条。 那时《光明日报》领时代之先,在做国情报道。这在当时的中央媒体里还是不常见的。什么是国情报道呢?它是指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大的问题,例如土地、水利、环境、生态等的报道。当时我在科技部跑农业口,所以报社就让我承担关于国土资源报道的任务。接到任务,我感到压力很大。这么一个大的题目,怎么才能更好地呈现给读者呢?而且《光明日报》是一份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,知识分子一般住在城里,对农村了解不多,而土地多是在农村,怎么将土地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,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。
我开始换位思考,如果自己作为一名读者,怎么才会对土地感兴趣?就想到了上小学时,老师讲地理课,一开始就是讲“我国地大物博”。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,说起国土就是“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”,“土地辽阔,资源丰厚”。 但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什么呢?是土地资源越来越少,特别是耕地面积越来越少,同时人口越来越多,要解决人民吃饭问题,最终还是要靠土地。那么在这个背景下,做国土资源报道能不能从课堂教学开始呢? 课堂教学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一个环境,也是我们读者最容易理解的一个情景。于是我从小学地理课开始写起,从地大物博这个概念讲起,讲到现实中国土资源的严酷情况:地是大,物也博,但用人数一除,那就微不足道了。在每一段的开头,都由一段知识分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引出,从而折射出国土资源方面面临的大问题。在文章的最后,我还引用了两句诗:“但存方寸地,留与子孙耕”。这是我在河北的一次采访中,无意中在一块碑文上发现的,并特地记在了本子上,正好反映了我国土地保护面临的最大课题,也切合了此次通讯的主题,于是我就将这两句诗用作文章的主标题。这篇通讯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,并获得了“全国好新闻”一等奖。这个奖项是“中国新闻奖”的前身,是新闻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。得知获奖的消息后,我激动到说不出话来,脑子里一片空白,简直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
现在回忆起来,这篇通讯能够获奖,可能就是因为在进行新闻报道时,没有浮于表面,而是经过深入思考和挖掘,将自己所见、所想如实地表达出来。这是《光明日报》的各位老前辈们手把手的,一点一滴的教育和培养的结果。当时的总编室刘志达主任曾对我说过一句话,让我至今印象深刻:“写文章要有一个‘气眼’,找到了这个‘气眼’,写作就能一气呵成。”在这里也分享给同样从事新闻行业的编辑记者朋友们。
新颖的国旗报道 从舆论监督中挖掘正能量
今天我们所说的典型报道,一般有三个类型:典型宣传、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。典型宣传不能仅仅当做领导的命题作文,它需要“破题”,需要“创意”。一名学生的命题作文还要得60分才能及格,何况是我们的报道,更需要认真对待。舆论监督则不能和批评报道完全划等号。中央电视台曾提出:“要从批评报道中挖掘正能量”,这就是一种正确的舆论监督。典型宣传和舆论监督其实都是一种热点引导,只不过一个是从正面来引导,一个是通过提供反面事例来告诉人们“不能做什么”。
我曾写过一篇舆论监督文章《部长同志: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?》,用设问句作为标题来提出问题。当时正值元旦,在这样的节日,媒体一般会做“国旗报道”。按照传统的报道方式,可能去天安门广场转一转,采访一下警卫班的战士、工人、学生等等。或者再深入一点,到北京的街道、胡同去看一看,报道一下老百姓家是怎么挂国旗的。以上都是常规的报道套路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,当时我国的国旗意识还没像现在这么强烈。在电视中也能看到,各国的政要讲话的时候,背后都有一面国旗,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办公室里却很少挂国旗。所以我想,如果要倡导挂国旗,领导干部应该率先挂。那么,应该选择哪一级的领导干部进行报道呢?级别低了可能说明不了问题,最后,我选择了部级领导这一层面来做报道。
当时国务院机构还没有改革,有50几个部委。经过采访发现,只有三个部委的领导办公室里挂了国旗。我想,如果从几十个部长办公室都不挂国旗的角度切入,那就是一个批评报道。而报道的最终目的,是要倡导挂国旗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要宣传“正能量”,所以最终选择了从正面的例子说起。我采访了这三位办公室挂国旗的部长,让他们来谈谈:为什么挂了国旗?挂了多长时间了?再用设问句将问题提出来: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?你可以说这是一篇典型宣传,因为报道了三位挂国旗的部长,也可以说是一篇舆论监督,因为文章里暗含了一个事实:还有几十位部长的办公室里没挂国旗。
后来在编委会的决策下,我们将这一篇国旗报道变成了系列报道,继续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来谈谈“国旗意识”,然后拿着我们的第一篇报道,再去各个部委采访,去问“挂国旗好不好”。最后,《光明日报》还每天刊登“今日挂国旗的部长名单”,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报道方式,也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。在一个星期之内,部长们的办公室里都挂起国旗来了。今天,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里都有国旗,应当说,《光明日报》在这方面是倡导者,也是监督者。